中国摄影排行榜系列访谈丨钟黎明：讲好身边的故事，拍好身边的人

小编注：日前，由丽水摄影博物馆主办的第八届中国摄影年度排行榜已正式发布。为了对本届上榜艺术家作品和创作背景作更多了解，主办方邀请相关业内人士对所有上榜者作了系列访谈，陆续分期刊出。

采访人：宋振熙

宋振熙，独立策展人，艺术批评学者。1985年9月出生，2008年获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学士，2012年获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硕士，2019年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理论与实践博士在读。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展示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、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城市研发中心策展部主任，四川美术学院CAEA美术馆学术顾问，当代艺术调查局（ABI）发起人。

艺术家：钟黎明

1961年9月出生。工作之余，长期致力于人文、社会纪实领域的影像探索，特别关注中国农民工、农耕文明、工业文明、城镇化等的发展变化，积累影像图片一百万张。著有“城市影像档案”系列摄影图书——《百年华丰》《石塘记》《八个冬夏》（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），摄影画册《疫情日记100天》即将出版。作品多次在国内知名品牌摄影展/摄影赛中获奖。

△ 2018年12月21日，杭州大运河中央公园工地宿舍。

宋：钟老师好，首先祝贺您在第八届中国摄影年度排行榜中上榜。我们都知道，您长期以来都在关注中国农民工、城镇化发展等方面的问题，还出版了几本摄影书。那么，接下来您还会继续出版其他的摄影画册吗？您为什么会对摄影的纪实性、时间性、历史性特别感兴趣？

钟：除三本已经出版的摄影书之外，去年年初疫情暴发的头一百天，我把疫情下杭州百姓每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记了下来，也做了一本书，每天一张，一百天，基本上是一百幅照片。每天一个跨页中，一边是文字，当天的疫情动态，另一边是一张图片，但是由于某些方面原因，到目前为止这本书还未正式出版，但作为自制图书，在2020年的浙江省第十八届摄影展中已经入展了，这是成型成书的第四个专题。第五个专题，比农民工拍得还要早，是我一直在拍摄的大运河，也是纪实类的，记录运河流域尤其是运河浙江段的百姓生活、城乡景观的变化。长期以来我基本上是围绕着社会纪实，不是说景观摄影、艺术摄影不喜欢，而是因为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。为什么我认为社会纪实类特别有意思呢？因为它是要消亡的，就像这条街、这个村庄，今天在的，明天可能没有了，明年可能被连根拔掉了。摄影不能改变历史，但能够留存历史。我觉得农民工群体也是一个现象，也会消亡。疫情，我们国内包括全世界范围来说，肯定会是影响几代人的事情。随着城市化、现代化的推进，工业企业这些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所以我把精力都集中在纪实摄影上。

△ 2016年4月30日，杭黄高铁桐庐段工地宿舍。

宋：钟老师的体系非常完整，我从中可以看到您对摄影的理解：摄影仍作为一个人的个体记忆的经验的补充，或者说是凝固我们即将流逝的时间的一个方式。因为特别是在现代年轻人身上，我们所见、所看、所感，其实是慢慢麻木化的状态。那么摄影就像是另外一个时间上的一双眼睛，实际上你是在帮我们选择所有被忽视或是看不到的变化。现在人对时间的经验和感觉是很模糊的，一天一下子就过完了，也不知道怎么过的。但是回过头来发现，阅读你的《大运河》——这样一个长时间对运河的记录，就会发现它在慢慢恢复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力，原来我们的运河在悄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。对我们没有看到的拆迁的记忆，其实很多年轻人是没法去体验到的，但是我们说的“摄影背后的眼睛”其实是在帮我们发掘这个事情。特别是钟老师的创作，我觉得这是你对摄影的理解，相当于完成了我们人生经验的延伸。我有几个关于您的创作的问题想要了解一下，比如说《盒子》和《农民工》这部分，你介入到他们的生活中，在拍摄的过程中是先跟对方沟通然后摆拍，还是以偷拍的方式完成的，你是如何让对方协助你创作的？

钟：首先我是不摆拍的。除了拍群像，人多的时候，这个没办法，还是以抓拍为主吧。《盒子》是在几十万张农民工中选出合适的，《盒子》就在农民工当中。农民工分为两块，一块是工地农民工在工地挥汗如雨或者冒着严寒艰苦工作，另一块是农民工在工棚里面的生活。这一个个工棚就像是小盒子一样，大的可能十来平方米，小的大概几平方米，住了七八个人，甚至十几个人，反映了农民工在工地生活的一个缩影。至于有人问我为什么拍得比较自然，第一点我是长期拍摄，持续了十年，虽然我会去到许多工地，但主要还是在杭州的地铁工地，集中在杭州几个站点的建设。建设地铁的人力相对少一点，机器操作多一点，就这样集中在这几个站点。虽然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，短的话一个礼拜不到，做几天就换地方，钱拿了就走人，但是我长期在这里拍摄，跟他们都熟了，有的名字甚至绰号我都叫得出来，这是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是到达工地后，跟他们住一起，下个礼拜再去，下个月再去，慢慢就熟悉了，这样就很自然了。再一个就是，尤其是地铁工地，就在我家门口，我有的时候开始是不拍的。工地是不能随便进去的，所以我也利用了本地的一些资源，想拍肯定是可以拍成的。通过建设单位、当地的街道社区干部这些人帮我领进去。就说，这个是我朋友老钟，他也是个比较有名的摄影师。通常刚到一个地方，我相机不拿出来，或者只背着相机，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摄影师，但是我不拍，然后我要在工地里转几次，甚至转个半天一天的，让他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情况。农民工实际上都是很淳朴的，跟他们打打招呼，问他们哪里来的，努力记住他们的名字，跟他们聊聊天。如果我像个记者一样，他们也会慌兮兮的。

△ 2016年4月2日，杭黄高铁文昌段工地宿舍。

有些农民工比较艰苦，他们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还是比较脏的，给我拍回去肯定不行。你先不要拍，跟他们慢慢熟了之后就像兄弟一样了，这是开始。我是真心实意想和他们交朋友，过程中会发生很多的事情，熟悉了之后，他们就叫我“拍照老钟”或者“照相老钟”了。如果有农民工问我：“老钟，你这个照片能不能拿出来？”因为他们对摄影的概念还是胶片时代的概念，年纪大的可能有超过六十岁的了，他们也不懂得数码是什么东西，我就知道他们是要照片。另一种情况，就是我给他们拍肖像，我看这个人比较有特点，或者比较可爱，或者劳动比较卖力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是一家人、一个家族或者兄弟来的，我给他们拍个合影，都是去杭州打印最好的地方给他们打印出来。这个钱花得有点厉害，不过我也舍得花这个钱，毕竟他们农民工也不容易。什么是杭州最好的地方？就是做省展、做国展、做金像奖的输出机构。到远一点的地方拍照片的话，我干脆都是和农民工住工棚。当地的一些朋友通常会让我住招待所，请我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，我说我不去。因为这些工棚通常都是在荒郊野外的，离城里比较远，所以说如果我喝了酒就没办法开车了。但是我跟农民工住工棚的话，晚上至少能有个交流。但是我怕打呼噜，自己也打呼噜，最好是能给我一个人一间。但冬天上厕所其实也很苦，毕竟不像城里的房子，有洗手间之类的。再说地铁工地，年三十、年初一，尤其是年三十，有些农民工是留守工地的，有的是加班，有的是值班，有些是买不到票回不去了，年初八要上班了，太远了也不方便回去。于是有好几年，我跟我妻子通常会在自家把饭烧好，拿上家里最好的酒，带到工地去，和他们边吃年夜饭边看电视。他们之中现在也经常有人到我家里来，有些人离开杭州了或者去其他地方打工了，每次来杭州玩都会拿点土货来我家。因为以前农民工们准备离开工地的时候，我也常常请他们下馆子，送送他们。有些工地的工作是做一天算一天的，可能前一天还有活的，后面两天又没有活了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没活就没工资嘛！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，本地的朋友也比较多，我给他们介绍另外的工地工作，过一段时间再回到地铁的工地。也有说家里出现困难的，比如说有个湖北枣阳的农民工朋友家里拆迁，吃亏了，我通过我们当地一些和我们机关差不多的单位和当地联系，去求对方帮帮忙。有些农民工朋友来的时候是夏天，带的衣服比较少，冬天很冷的时候他们也舍不得去买衣服，我也会去超市给他们买新的，或者把自己穿过的一些衣服给对方，他们也很感激我。大家变成了朋友的关系，到最后我不拍照片我也经常去工地宿舍去转转，拍照就不是主要的东西了。正如中摄协主席李轲所说，拍照到一定程度技术不重要，再到一定程度艺术不重要，再到一定的境界，影像随心。我通过和工地农民工打交道来了解这个社会，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反而倒是更重要，不一定是要拍照。有的时候我一个礼拜没去工地，农民工就会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生病了；有的时候，农民工认为有比较精彩的场景，比如盾构开挖了，哪个剧团来工地演出了，也会打电话来通知我。包工头赖薪欠薪的，我会尽力帮他们交涉。他们受伤了，我知道后都会去看望他们。所以我去工棚里面，他们都不会忌讳我，包括他们在工地中睡午觉、打扑克这些，这样比较真实。

△ 2015年8月19日，杭州地铁2号线古翠路站工地宿舍。

宋：您把摄影变成一个能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，其实到后面摄影都不重要了，你是嵌入到另外一种社会现实中，完全代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。也变成了我观察社会以及生活的一种方式。你和这些农民工深入的交往和情感互动，以至于和他们建立了很紧密的情感，从你的创作上来说，你有没有想过回头进行再创作？比如说他们可能临时性地和你聚在一起共同生活，共同建立情感，多年之后，你回过头再用你的镜头去记录他们现在的状态，以及和原来状态不一样的地方，作为一个个体来说，他们有没有一种延续性的可能呢？

钟：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在做的，但是不可能把我拍过的所有农民工都继续拍下去。我举个例子，开始的时候我就会针对一个工地、地铁站或是综合体，然后进一步针对这么一拨人：一个村庄来的、或是一个班组同类工种的工人。慢慢地，再针对的可能是一户人家。所以包括《盒子》在内的每一张照片，我都可以拿出几十张上百张甚至更多的有同一个农民工的照片。一个长的工程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，中间可能会穿插一些他们在其他工地的或者是回去的照片，短的话会很短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跟踪。尤其有几个，比方说有一个叫蒋连习的，安徽淮北人，这是一户人家，他是这个地方的电工，他老婆是杂工，就是在工地搬运、洒水、搞卫生的，没有技术。儿子蒋衡，是电焊工，这一家长期在一个地铁工地上，我就经常拍他们。这个老蒋跟我比起来也不算老，他的女儿长期在安徽老家让爷爷奶奶带的，现在应该已经是高中快毕业了，她每年暑假都来工地，住一两个月直到开学再回去。每次要不老蒋去接，要不老乡带出来，我就不断地跟踪。后来慢慢的，儿子有媳妇了，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孙子了，我就跟他们说好，至少每年给他们拍个全家福。他儿子结婚是年初四，他们当时叫我去安徽喝喜酒，我因为年初六就要上班了，就没去，但是送去了祝福，这样的例子也不少。可惜的是老蒋的妻子小胡去年疫情期间生病去世了，本来我跟他们安排好说到杭州来治疗的，结果因为疫情一下子过不来，最后蒋衡电话打来告诉我说妈妈去世了。老蒋后来去了杭州另外的工地，但是因为妻子去世，儿子又因为结婚生娃回老家了，变成一个人在杭州了，所以我拿了一堆东西去看他，就这样你来我往的。老蒋和他的儿子、媳妇平时到我家里来，我都一直在跟踪，平时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在我家里吃饭，他儿子结婚后儿媳妇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，我妻子就跟她说：“钟伯伯拍你们家也好多年了，现在多了你，我们继续拍，等你们以后有了孩子也会继续拍”。有的已经当了包工头了的，为了感谢我曾经对他们的照顾，会从老家拿高档一点的土货来给我，今年有好几拨来过，如果临时来我家，我都会带他们去下馆子，跟他们拍个合影。平时来杭州玩的也有，家族一起来的或者我带他们去玩的，就这样一直在跟踪。

△ 2014年7月19日,杭州万达广场工地宿舍。

宋：我在你《百年华丰》的作品中，看到一组人像，是面对你的镜头站在老设备面前的人像。当你面对他们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最想拍到的或者说你最想从你摄影中找到的东西是什么？

钟：是情感。此时此刻，旧的机器已经停下来了，新的厂房里的机器已经在转了。而这些老机器和老厂房，再过一段时间就要被推平了。我请他们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，到原来工作过的机器旁，原来工作过的车间旁边。当时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是101岁的，而且很多人都是劳动模范，解放前就在那工作了，有的甚至是童工，都是看着企业一步一步过来的。解放初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扫盲的，组织上是如何培养入党的，企业是怎样成长的，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。有的人家，有五代人，二三十个人在这里。华丰是有医院的，他们的孩子也在这里出生，现在人看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。我今年已经60岁了，我女儿是88年出生的，她对此觉得很不可思议。看病、生孩子、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恢复高考以后他们这里有大专，那个时候都叫大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有段时间企业被日本人接管了，工厂的地下党就用破坏机器来抗争；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捐了六架飞机；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公私合营；文革时期因为他们是抓革命出生产的典型，所以造反派几次来策划搞武斗他们都不参与；改革开放后他们这里又提出了“华丰精神”；九十年代中外合资，与印尼的一家大公司以合资的形式合作了20多年。请他们来回忆，我用视频的方式给他们记录下来。这次的“徐肖冰杯”，我的《百年华丰》是照片和视频一起进去的，我让他们口述这华丰一百年的岁月，就是记忆中华丰是怎样的，以及对未来的憧憬。本来华丰附近有好几个社区的，他们每天听着机器的声音晚上睡得着，现在机器停了，过段时间厂房要搬掉了，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是依依不舍的。工人们境界也高，说未来国家会变得更好，这是国家设的一盘棋，我们应该支持。我主要是记录他们的情感，觉得无论是工人们也好，农民工也好，我尽量都是用影像、文字和视频来综合表达，这样也许有史料文献的价值。

△ 2013年8月11日，杭州乐堤港商务区工地宿舍。

宋：您的照片给我们的信息量特别大，比如说农民工或者华丰的工人，图像中的物件、背景、人物的表情和穿着等等。这些都是你作品中非常有可读性的特征。作为创作者回头来看这些照片，有没有发现过当时没有注意到的很多细节，突然感觉这个东西特别珍贵，那种创作感特别强，好像在阅读照片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原来没预想到的东西？

钟：这个肯定会有，但不是很多。因为我不是瞬间的抓拍，我在拍的时候都是会先做一些了解。因为像拍华丰、拍石塘和拍城中村的时候，肯定先做一些了解。有些地方即使不做了解也已经熟悉了，像石塘，我本来就在这工作过五年的时间。而华丰，就是在我单位的旁边，我小时候有几个同学的父母亲就在华丰工作，我也熟悉，然后再做一些方案。因为我出生在农村，读大学以后才成了城里人，所以我对农民工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，我想利用自己对摄影的理解去充分表达这个群体。这是一个社会的缩影，它会有很多冲突在里面，比如他们的付出、艰苦，和他们得到的保障，这里面是有冲突的。他们子女的教育、老人留守的问题、安全的保障以及生活区的卫生情况有的确实是非常的恶劣。当然现在情况已经好起来了，这个就能看出变化。冬天去杭黄高铁去拍的时候，泥工都在江里面洗澡，富春江的水是刺骨的冷，身体能不坏吗？我的目的就是反映冲突。我是一名机关干部，我感到有责任来反映现实中的一些矛盾。拍农民工，包括我选中的其他社会纪实的题材，都是小切口，大背景。城市化、农民工、生态保护、农耕文明、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等，我觉得以后会有些史料价值。其次也是取材方便，我觉得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，讲好身边的故事，拍好身边的人，这是比较要紧的。虽然摄影的门类很多，不能说是没有意思，都是有意思的，但是我个人基本上是选择取材方便的。跑到新疆、甚至跑到国外去的，耗时费力，不见得有好的效果，拍得好的基本上都是本地的摄影师。你不熟悉这里的人、不熟悉这里的事、不熟悉这里的人文和历史文化是很难拍得深的。

△ 2016年11月26日，杭州地铁2号线轨道基地宿舍。

宋：最后一个问题是，未来钟老师对拍影的打算是什么？

钟：我的《华丰》、《农民工》、《石塘》和《疫情日记》四个主题还是一直在交替延续进行着。华丰原来是工业区，到18年已经拆平了，这里要搞建设，以后是一个未来社区，是一个大型的综合体，这个地方会慢慢建设起来，我觉得有可以继续追踪的东西。农民工这个事情还没有完，我选了几个长期跟踪的人，现在工人劳动的强度没有我当初拍的时候那么大了，机械化程度很高了。以前的工人都没有统一工作服，现在我看在杭州西站枢纽工地、运河第二通道工地就很整齐了，工人的服装、安全意识我还在跟踪。石塘也是这个情况，这批村民在2017年的六月就都搬掉了，房子也拆平了，这块地要做起来，他们五年后才安置回迁，现在已经四年过去了，房子还在建，现在村民都还在外面过渡，过渡时期的情感、生活方式怎样来记录？明年的五六月份要回迁了，他们要搬回自己的漂亮的、标准的新房了，他们的状态是怎样的，这个可以跟踪。疫情也一样，我还是会时不时去跟踪一下。这些都是原来的，想要继续要去延伸一下。其次大运河题材我还应该继续完善。另外随着老年的临近，再爬工地、跑荒郊野外可能力不从心了，那就搞搞城市街拍吧。